刘汉元：光伏产业能有效支撑能源转型

对内，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制定适当政策，为实现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提供保障，并接受人民的相关诉求，依法提供救济。

区域合作 引言 随着《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1]（以下简称《大湾区协议》）的推出，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制度框架逐渐成形，如何从法律意义进行解读，为大湾区的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形成制度推力，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即某个区域合作中涉及文本的法律效力，应当以缔约时参与到合作中的最高级别主体的身份为准对待其在法律上的效力。

从《立法法》来看，2015年修法后，虽然地方立法主体数量增加了不少，但权限并未获得实质性扩大，文本内容上也体现了对传统行政单元静态需要的立法观念，而缺乏对国家发展过程中区域治理动态需要的感知与预期，直接造成当前大湾区中合作主体在权限上无法满足区域治理的客观需求，也显示了在区域合作背景下地方立法权存在的应对不足问题。随着现代国际法的发展，非主权实体已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缔约权，比如香港根据我国《宪法》《香港基本法》具有相应的缔约权并已有大量的缔约实践，但并不表明它们具有完全的缔约权，超越权力范围所签订的条约将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二，签署程序具有效率性、灵活性，是在国家主席的见证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的。[39]参见叶必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行政协议》，《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68页。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造成法律效力的模糊性，导致我们不得不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关于合作各方将严格按照《大湾区协议》的规定去履行和实施的理想，将因缺乏来自法律层面的保证而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大湾区规划能否充分落实也不得不令人担忧。

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做出授权。一个应有的基本共识是，区域合作法的内容在更多情况下显示为概括性规定，这是由我国客观现实所决定的，由于幅员辽阔，各地间发展情况差距显著，区域合作发生的背景以及面对的问题可能大相径庭，要为地方立法提供充分空间。[75]他们还翻译有为国内法政学校所用的教科书，往往在日本印刷然后运回国内销售。

留学日本的学生中，出了一批人才，像东京帝国大学有章宗祥，早稻田大学有唐宝锷、宋教仁、汪荣宝、江庸等人，法政大学速成科培养了一批中国的法科人才，有汪精卫、居正、胡汉民、沈钧儒、陈叔通、董必武等人。留日学生回国后，中国现代法学方处于的萌芽时期，一切从无到有，再加之他们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并不完善，所以著作较少，多以讲义或教科书的方式表现出来。[74] 胡适：非留学篇，收入《胡适全集》第20卷，季维龙、柳芳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李涛：关于建国初期留苏教育的历史考察，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提供了可供后人研究的丰富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经验和教训。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

自清末最后十年新政开启，中国决心引进西方法律教育和法学以来，渐次并有穿插重叠的继受日本法学、欧美法学、苏俄法学的影响，是之谓现代中国法学现代化转型的三种路径。[93] 参见曹子丹访谈，载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页。留学生回国，开启了现代学术之路，法学也是其中之一。[91]这其中原因当然与民国时期动荡的国家局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真正具备学术研究环境的时间只有战前的黄金十年而已，十年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来说简直是一瞬。

原文载《法学教育研究》第二十卷，2018年 进入专题： 中国现代法学 。[13] 舒新城编著：《近代中国留学史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5页。赴欧赴美留学大多体现的是一种个人行动，它和留日和之后的留苏都不太一样，即便留学生选择法学，也大多是一种自我选择的结果，较少外力的干涉，即使有外力也是政府限制学习文法科的外力作用。[22]蔡元培曾说，那时候到日本学法政的很多，有大部分是入私立学校或入速成科，并不认真求学，甚有绝不到学校，也不读书，在日本过了多少时候，就买一张文凭回国了。

[108]如今有的刑法学者主张彻底推翻以四要件为特征的苏联式传统体系，全面移植以三阶层为特征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109]这是苏联法学和德日法学在当下中国的又一次交锋。[97]1957年之后，法治被否定，法学也不存在了。

[95] 据说1978年之前全中国没有一本像样的法学刊物，只有中国政法学会的《政法研究》，一年只有四本，也就是季刊，却没有稿源。[63] 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这期间的法学发展，深受政治的影响，学术上根本谈不是研究，一是缘于政治局势变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二是因为教条化思维下学术难以成型。[66] 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8页。[64]这个变化可以管窥出那时候留学生力量对比的变化，法学自然是这个大的潮流中的一条支流。[116] 与此同时，法学知识人代际更新后，知识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老一辈法学学者的知识构成和新一辈法学学者的知识构成早已大不相同。[58] 容闳：《西学东渐记——容纯甫先生自叙》，徐凤石、恽铁樵译，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33]民国成立之后，又有各种留学形式，有稽勋局的派送，交通部的特送留学，有各省的官费派送，还有赴法的勤工俭学等。

（参见陈智超：《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载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这个愿望虽然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是到了1963年，杨联陞还是觉得日本治中国学问的学者比中国人还认真，很有成就，其第一线学人和学徒比中国还多。[38]自1951年开始，国家即成批的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或读研究生，或读大学，在1951到1956年间，仅教育部系统派出的留苏学生就有快7000人之多，其中工科所占比重为75%。

[113] 黎国智访谈，载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页。周法高认为日本人天分虽并不十分高，但他们苦干耐久的精神，非中国学者所能及。

留学欧美归来的法学学者登上中国法学的舞台是1920年代之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美留学生直到1920年代之初才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虽然在引进苏联专家来华教授的过程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财力，但最终还是受益较大。

其后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开始了清华留美的历程，自1909年开始派赴留学生入美国大学学习，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时，为中国各行各业造就了大量的人才。（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版，第155—156页）哲学上尚且如此，受社会影响比其更大的法学，可想而知。他们的优势是人数众多，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输入外国的法律学理论和技术，著书立说, 从无到有，很快占据了法学的疆域，构造起中国近现代法学体系，例如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的学科，[60]建立起一套以日本法学为体系和框架的法学。[106] 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法律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种长期以来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影响了法学及其功能的定位。留欧美学者主要通过教育的方式占据大学。

[47]按照苏联的法学教育模式，教育部规定：讲授课程有法令者根据法令，无法令者根据政策……如无具体材料可资根据参照，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苏联法学教材及著述为讲授的主要参考资料。对于法学这种与实际司法关联密切的学科来说，社会秩序安定的时期才是一展拳脚的地方。

中国治法学的为时较早，人数较多者，厥为日本。[25]自1896年至1937年，日本共接纳了中国留学生总数达五万名。

在1840年之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文化的输入是缓慢的，其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西学在数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中国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儒家传统的精神世界里。注释 [1] 王国维：论政学疏稿，收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97] 许崇德访谈，载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17] 关于日本的法政速成科，可以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6—107页。

[53] 除了训练自己的学生，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担负着为全国高校法律院系培养师资的任务。近代法学在中国的图景，是各种不同国别法学交织共存的景象图。

再由年轻教员现炒现卖式的贩卖给学生们，实行苏联专家手把手边教边学的方式进行知识传授。[81] 严复：与载泽书，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书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5—596页。

无论做正面还是反面的价值判断，都不能否认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孙国华教授认为，前苏联法学理论模式对我国法理学的影响极为深远，我认为其积极方面是主要的，这表现在：提供了以唯物辨证的方法论研究法律现象的理论模式。[114] 许崇德访谈，载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